二胡名家
王乙百年诞辰:二胡名家背后的“渡人”
发布时间:2020-05-05   点击次数:

 

 

 

 

王乙百年诞辰:二胡名家背后的“渡人”

作者 越声

信息踏迹寻音(微信号yuesheng-tajixunyin)

文摘 供交流参考(版权归作者所有)

采编 冬景

 

 

 

导读

疫情期间,闲着无事,一直在撰写我熟悉的老一辈音乐家、教育家,前上海音乐学院的民乐系书记,扬琴演奏家,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张文禄好友建议我写一下“我很敬佩的王乙先生!”

王乙

说来早年我也撰文介绍过王乙先生,此时也正值他的百年诞辰(1919-2002),在收集素材期间,现在美国的著名二胡演奏家陈洁冰等不吝撰文,洋洋大观的文字提供,我索性形成一个专辑一起刊登,读者如果有更好的素材愿意提供,我将补充本纪念文章,不胜感激。

 

 

 

 

01

“高徒显名师”

熟悉二胡历史的人一定不会陌生:南派二胡(主要是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主)奠基人陆修棠教授生前有三大弟子,即:王乙、项祖英、马友德

20世纪60年代,王乙培养了闵惠芬;项祖英培养了肖白墉;马友德培养了陈耀星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但对王先生来说,是“高徒显名师”。几十年来,除闵惠芬外,他的各年龄层次学生有:王永德、卢建业、陈大灿、李肇芳、严洁敏、唐春贵、周维、陈洁冰、王莉莉、郑丽华、马晓晖、吕文芳……以及我叫不出名字,或不知道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真可谓桃李遍天下。

这绝非是“守株待兔”的结果,而是一个科学合理教育体系的必然产物,是一个耐人寻味并值得探究的课题,对今天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教学的前瞻性: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建设 ,直接关系到培养出的人才能否挑起未来重任和适应长远发展的需要。王乙先生无疑是贺绿汀院长一手向民间,一手向西洋学习教学思想的身体力行者和创造性工作的典范。

他主持编制了民乐各专业、各级别教学大纲,收入了从古今中外到民间、戏曲的音乐作品,并以五线谱印制,还争取到民乐专业学生同时学3 年钢琴副课和6 年乐理课及乐队课。

到高中阶段还设立了“音乐欣赏”、“民间音乐”及指挥、声乐等选修课程,使民乐学生更专业化,更学术化,逐渐脱离民间艺人的历史模式,从而为表演团体输送了受过现代正规音乐教育的人才。

当年附中的学生,现在有很多已经成为优秀的演奏家和骨干中坚力量,他们的技艺和知识库存仍发挥着久远的作用并推动民乐事业的发展。

教材的多样性:在王先生初到附中的50年代.民乐各专业的教材仍处于分散和随意性较大的初级阶段。尽快编制一套较完整而科学的各专业教材成了他心中之重,特别是二胡教材。

他曾对当初年少的学生多次说过:

“人说千日琵琶百日箫,讨饭二胡一黄昏,这是因为过去二胡还没有完整的全套教材,而要教好、学好二胡,有了好教材,就不是一黄昏的事了,也不会再去讨饭了。”

他牢牢抓住了1961 年全国二胡教材会议的契机,积极投入,并带领年少的闵惠芬等到各方名师、代表处去交流,去学习取经,逐渐广收了东西南北各地各派的许多新曲目、新手法,完善了附中的教学大纲,使附中学生在6 年里能较全面地掌握各种风格和手法。

他还随时吸收包括学生们所能提供的新曲目,如郑豪南《好江南》刘树乘《丰收序歌》等等。这与他传承陆修棠先生演奏、创作并举的好传统是分不开的。

他还于50年代初便在火热的生活源泉中以江南音乐素材创作并演奏了《丰收》《田野小曲》,并且改编、移植了昆曲音乐《朝元歌》等 。

这一艺术基因又传递到了闵惠芬、周维等学生身上。闵惠芬创作、改编了一大批二胡曲,如《洪湖随想曲》、《宝玉哭灵》、《逍遥津》、《昭君出塞》周维创作了《葡萄熟了》王永德更是秉承师业,任民乐系主任工作后自己动手创作及改编了大批二胡教材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极大的丰富、充实了二胡的教材和演奏曲目。在王先生所编制的教材中还有将小提琴、大提琴的各种音阶、练习曲及各种节奏型、弓法借鉴到二胡教材中,使二胡训练更科学化。

尤其在揉弦方法上参照提琴合理的揉弦形成二胡化,为民族乐队弦乐声部提供了音色、音质的良好基础。

可惜的是1966年后的“文革”一把火,民乐科一整套的教材被付之一炬或当作“废纸”卖了。每念及此,王先生总隐痛难消。

可喜的是,王先生的这一种敬业精神被保存在学生的心中流传了下去,真谓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2

“艺高为师,身正为表”

1998年4月8日,盛况空前的上海音乐厅的“王乙教授60周年纪念音乐会”举办,以闵慧芬为代表的8名不同年龄层次、天南地北的弟子轮番登台,一展技艺,可谓之高足角立。

面对如潮的鲜花与掌声,已走过80年生命行程和60年苦心耕耘的王乙先生,依然一派仙风道骨、淡泊优雅的形神被学生手持鲜花拥上舞台,似有一种“八十遇文王”、荣辱不惊的境界,他那瘦削的身躯让我感到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生生息息,令人油然有种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

1937年的苏南大地,一介布衣青年王乙,身背胡琴,手提行囊,从吴县乡村师范大门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这一走,就整整走了60年的坎坷道路。

王乙先生从吴县师范开始学教育(并师从二胡一代宗师陆修棠先生)至今的一条轨迹,清晰表明他必然成为一位从本质意义上说的典型教师。

50年代初,王乙先生被选为上海国乐联谊会常委,负责主持学术工作,虽然现在看来就是个民间组织,但这一履历无疑是他进入上音任教前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向学术化、专业化迈进的基础。

1956年,王乙先生应陆修棠先生之邀,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亲自点名下而调入了上音民乐系。

之前,中国的高等音乐院校民乐是选修,叫国乐选修,没有专修系科。就在王乙先生调入学院第二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现为上海音乐学院二胡教授的吴之珉曾经告诉我,当年他在上海敬业中学读书时喜爱民乐,一直跟随王老师学习二胡。1957年高考前夕,在为报同济大学学理工,还是进音乐学院深造纠结着。

我特地找到王老师,王乙先生意味深长的从自己的理解讲了一番话,说:爱好是持久学习、研究的最大动力。你数、理、化都不错,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读师范时数学也不差。我们敬业中学数理化好的学生很多,但在音乐学习的悟性上,尤其在二胡学习上,目前你是学校最好的。

民乐在国家重视下终于进入了高等学府的殿堂,急需人材。我不知道你能否考上同济大学,但你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我尊重你的选择,你可以自己决定。”

几个月后,吴之珉成了上音民乐系最早的学生之一,之后留校任教。如今,八十多岁的吴之珉教授也桃李满天下,高徒惊世了。

王乙根据自身学习音乐,二胡的历程,经验,加上多年在中小学音教学的经验感受,结合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性,他知道小学到中学是有音乐天赋孩子在正确教育下成长为音乐家的最佳年龄段。

如果这时儿童爱上了乐器,歌唱,甚至口哨,他们就会把内心的乐曲用音阶和歌声奇妙地演译并爆发出来。

为了民族的音乐,他向学校要求到附中去,恰逢附中也希望王乙加盟。两好合一好,是命运,也是努力,王乙成了上音附中的民乐科科主任,直接抓民乐的招生和教学。

当时最急迫的是教材的缺乏,管理机制的建立。因为上音附中底子单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软、硬二件皆薄弱。但王乙先生为了中国民族音乐,全身心投入,他是贺绿汀院长“一手向民间,一手向西洋”教学思想的坚定实行者,又是这个思想发展创造的音乐教育家。

王乙先生经过调研,要求民乐科学生学三年钢琴作为副课,六年乐理课和乐队课,以及指挥、声乐、音乐欣赏、民间音乐等选修课。同时响应附中金村田校长的号召,对附中的民乐教学倡导请进来,走出去的学习方法。

例如把卢建业、吳赞文派到大世界学单弦拉戏,唢呐专业的刘英到大连学东北民间音乐;请进来京剧打击乐名家教授打击乐,还亲自把在奉贤的二胡盲艺人孙文明请进学校,并鼓励师生学习孙文明的作品,现在看来,他的举动就是抢救了类似阿炳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刚去世的刘德海曾经告诉我,当时他的恩师浦东派琵琶大家林石诚教授因打成右派失业在家,生活困难落魄,王乙先生冒着政治风险把林石诚请进附中教学,加强了附中的琵琶教学实力。

因为王乙先生本身就是二胡大家,由此他对二胡教材的制定更是倾尽心血,他把西洋拉弦乐器大小提琴的许多指法,揉弦法、音阶、节奏等的特点均融入了二胡教学中。

讲一个王乙先生与小提琴的小插曲:

一位学生在文革期间返沪探亲,曾在上海旧货店替别人买了一把抄家的小提琴预备带回新疆,提琴音质很好,有一小部件缺。买回后王乙先生很感兴趣,他替学生配好了小件,调准了弦,自拉自乐,那时他刚脱离牛棚,重新教学不久。

 

03

“人得其事,事得其人”

王乙先生在任附中民乐科主任九年间,上音附中为民乐界培养和贡献了如:二胡闵惠芬、古琴龚一、古筝王昌元等。

王乙先生是闵惠芬的主科老师,面对面教授了六年,直到闵惠芬进入本科,投入王乙恩师陆修棠门下。

闵惠芬曾经告诉我,刚进附中第一年她玩性较重,考试成绩不大理想。王乙先生得知后单独找她谈话,响鼓不用重捶,第二年她变了,琴房里的闵惠芬成了练琴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她按王乙先生的要求,加强了对长弓的训练,一练就两年。

她还按王老师提出的二胡演奏声腔化的方向磨练,感悟。闵惠芬说那时的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从小国文基础较好,王老师对音韵,平仄都有深厚的基础,同时他也要求学生对历史、古诗词、曲以及平仄音韵熟悉并与二胡演奏有机融合,这在闵惠芬以后的创作二胡曲时的打下的功底之一。

一九六三年,第四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二胡比赛在上海开赛。十七岁的闵惠芬在王乙先生指导下练习规定赛曲“二泉映月”时,清晰地记得王乙先生强调,“每一个音符都是有生命的,乐曲也是当时社会中一个个活生生的社会人在生活、奋斗、抗争、欢乐、甚至沉思。

为了让闵惠芬了解当时的社会,王乙还请来贺绿汀院长专门讲了阿炳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让她更深了解乐曲内涵。在制定自选曲上王乙根据闵惠芬的青春韶华,定下了“春暖花开”一曲,一举夺得第一名,从此,崭露头角。

王乙先生认为二胡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二胡发音最接近人类的歌喉,可以神奇地表现人类喜怒哀怨恨的细腻情感,他对我说过,人类无论那个民族,最好传递情感的工具就是歌喉,乐器就是为传递人类情感代替歌喉应运而生的

为了证实这点,他用二胡唯妙唯肖地拉出吴语、豫语的话音和戏声,闵惠芬的“二胡演奏要声腔化”的路其实是跟着王乙先生一路走来而发展的。

王乙的学生都知道,王老师精通律学,为了让他们实际感受不同音律的音程关係,他要学生演奏二胡时试用钢琴伴奏,使学生较全面熟练地逐步达到合伴奏水平,现在这些都已成熟的教学了,可在当年绝对是一项重大的“创举”。

原上音民乐系主任王永德曾对我说:“王乙先生是因材施教的伯乐,哪些学生擅长演奏表演,哪些学生擅长教学研究或作曲,哪些学生较全面,他都心中有数”

我们常说,有当教师之才,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心,有当教师之愈,不一定有当教师之德。正可谓“艺高为师,身正为表”

 

从宏观上说,各领域成器之才,除“天时、地利、人和”外,“人得其事,事得其人”的天然双向选择是重要的因素。每逢具备了这一要素,历史便会为人类、为社会奉献出杰出的人才,王乙先生在二胡教育上的泰斗足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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